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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個光影曖昧的房間，一張桌子，兩扇不知通往何處的灰色大門。宛如話劇的布景，一場審問在此展開。

　　1991年的《叛國作家》(Closet Land)便是這樣簡單的小成本電影，全片只有兩個演員 Madeleine Stowe與Alan Rickman，上演一場讓主角和觀眾都精神緊繃的審判。

　　Madeleine Stowe飾演一名童書作家。電影一開始，她曚著眼被帶到這個房間，一頭霧水。她被指控她所寫的童書Closet Land含有政治意味，企圖灌輸給孩童反動政府的觀念。Alan Rickman飾演審問官，他顯得溫文紳士，卻一步步地透過精神與肉體上的虐待，要逼迫作家承認罪名，簽下認罪書。

　　看這部電影令人緊張之處，在於你不知道審問官下一步會做出什麼。他溫柔地遞給她一瓶水，女主角喝下卻發現裡面是尿液，女主角不滿：「你說你（傷害我前）會先告訴我的！」審問官立即變臉大吼：「永遠別相信陌生人，你媽媽沒告訴你嗎？」而後，他再次看似關心地遞給女主角一杯水，下一秒卻揍她一拳。

　　最讓人震撼的一幕，是Alan一人分飾三角，在女主角矇住眼睛的情況下，他化身為另一個舉止粗莽的審問者，以及一個脆弱驚懼的囚犯，用聲音一個人自導自演，讓女主角以為有另一名囚犯被施以殘酷訊問。但當審問官化身為囚犯，用一個迥異於Alan本身聲音的細語和女主角對話時，他角色的分裂似乎也讓他產生剎那間的自我質疑，他的眼神迷離，喃喃說著那名審問官原本沒那麼壞，「他是個教授，他彈鋼琴。」我們不知道他所說是真是假，是為他自己開脫的謊言，還是一段不願追索的往事，又或許編劇有意在此影射善於彈鋼琴的納粹軍官。但隨即，審問官又再次自我欺騙，恢復自制。

　　當審判無止盡地進行，女主角備受摧殘，但拒絕屈服；審問官的精神也逼近崩潰邊緣，趨於瘋狂，如果他原先是優雅的變態，最後已是衣冠楚楚的禽獸了。

　　片名Closet Land來自女主角所寫的童書之名，直譯為衣櫥之國，那是女主角幼年受侵犯時藉以逃離的理想國度。她心中一直有那一方無法被侵犯的領地，因此無論審問官如何折磨，她說，＂You can break my body, but you can't break my mind.＂逼得審問官最後大吼：「這反正只是一堆謊言，所以簽了吧！」女主角只是撕碎了那佈滿罪名的紙張。

　　當女主角終於走出那扇不知通往何處的大門，她坦然接受即將到來的命運。她走向了那個始終未被侵入的純淨之地，那裏是她的Closet Land，是她的心靈所屬，她的肉體即便消亡，她卻終於保全了心靈的完整。她自由了。

　　整部電影到最終，其實很難分清是誰在折磨誰，女主角原本是不熱衷於政治的，但卻在審訊中被逼迫，展現心中的堅定意志，最後從容就義；審問官是極權體制的守衛者，精準冷酷地執行著他的職務而不問是非，卻因為女主角的堅忍而動搖。女主角最初憂懼害怕，到最後眼神堅毅地赴死；審問官最初冷靜沉著，到最後暴躁驚疑。審問官將女主角送上刑場，這場審訊究竟是誰贏了？

　　作為Alan Rickman粉絲，雖覺這個冷酷優雅的審問官很迷人，全程看兩位演員演技爆發也很過癮，但仍難以忽視電影主題沉重的控訴。片尾以國際特赦組織與甘地的話作結，但其實這部電影從一開始的政治意味即昭然若揭。場景是一個房間，未知的時與地，卻也警示著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。當政府的權力無限擴張，壓制人們的言論與思想，即使人保有心靈的完整卻要被迫以生命來證明，或即使保全生命卻要出賣靈魂。我想這場政府與人民的對抗沒有誰輸誰贏，雙方都是輸家。因政府本該是站在人民這一方的。

　　《叛國作家》在當年評價不一，我認為女主角的轉變的確突兀，政治意涵也過於明顯，使得電影似乎只是看審問官要使出什麼手段迫害女主角，無怪乎有人覺得像在看SM。但無可否認的是，這部電影展現的場面不只存在於1984般的烏托邦世界，也真實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某些角落，存在於過去、此刻、與可能的未來。

［後記］對照《盲者之國》：In the land of the blind, the one-eyed man is king.

　　　看完《叛國作家》很久了，但直到最近看完Ralph Fiennes主演的《盲者之國》(Land of the Blind, 2006)，總覺和《叛國作家》有些可對照之處，才寫下這篇文章。

　　《盲者之國》像是《叛國作家》那個房間之外的國度，擴大了《叛國作家》的世界，以架空方式虛構了一個不存在的國家，政府口中偉大理想的世界充滿了謊言與欺瞞，反烏托邦的色彩明顯；Ralph Fiennes的角色轉換很有趣，他最初猶如《叛國作家》中的審問官，井井有條地執行政府的命令關押囚犯，然而他也因為一個囚犯的話語產生動搖，最後竟起而反叛政府，拒絕簽下效忠聲明，成了《叛國作家》中女主角般的烈士；而《盲者之國》中的集中營存在著一個人人聞風喪膽的12號房，這是George Orwell《一九八四》101室的挪用。當主角走進那個房間受審時，裏頭封閉的空間、明亮的環境中，只有一張桌子，兩名審問官捏造出主角過去的經歷，逼迫他簽名，如此情景直接讓我聯想到了《叛國作家》的這個房間。

　　或許兩部電影的共通問題，是政治諷諭過於顯而易見、而手法稍嫌拙劣，而且當中都著重於政府與理想化的主角的直接抗衡，缺乏對一般人民生活的關照，導致電影唱著理想的高調，反而令人感到說服力不足與不切實際。也許，我們總是希望亂世中有人能經歷考驗而不屈不撓，雖他們未必能拯救蒼生。不管是《叛國作家》的女主角還是《盲者之國》的Ralph Fiennes，都是極權體制下一個理想的化身、最後未被抹滅的希望所託。